清军将新疆基本收复之后贷款炒股贷款时间，便着手与俄国谈判交还伊犁。1878年6月22日，清廷下旨任命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，来京陛见。之后又令崇厚“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”，给予其极高的优待。崇厚赴俄后，于1879年10月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。消息传回国内，舆论一片哗然。全社会在对于如何与俄国交涉、严惩崇厚上，产生了争论。
一、对“崇约”的态度
早在1878年10月2日，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就上奏，建议崇厚由陆路赴俄，“宜身历其地体察形势”，并与左宗棠“定议而后行”，方能知己知彼。同时，他提出不宜给崇厚“全权大臣便宜行事”之权，认为“全权而兼便宜，则其权不限于一事。设有关系重大、利害未及详审者，俄人劫制行人，要以一言立决可否，使臣负咎不足惜，如大局何？”一旦遇到重大情况，使臣决策失误，中国利益将会受损。朝廷应该谨慎起见，“予以便宜之实，而不假以便宜之名”。
但是，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，11月，崇厚仍由海路前往俄国。1879年10月8日，崇厚签约各款内容传回国内后，总理衙门即经审议，认为所定条约于中国不利者颇多，“乃竟轻率定议，殊不可解”。目前进退两难，“允行则害若彼，不行则害若此”。因此，请求朝廷令左宗棠、李鸿章、沈葆桢等人筹商。
其中，李鸿章对俄持妥协态度，他在复奏中首先承认了崇厚所订条约使中国界务、商务等方面损失极多。但指出崇厚拥有“全权便宜行事”之权，现已与俄国签字，中国“若先允后翻，其曲在我”。他强调中国外交，不能处于理亏方面，如果中国不同意换约，极有可能引发中俄边衅，“中俄接壤之处约万余里，兵衅一开，其所要求恐仅照现议而不可得者，况防不胜防”。而英、德、日本等国，更会伺机而动。“是崇厚所定俄约，行之虽有后患，若不允行，后患更亟”。
他认为如今也只能“随宜设法，徐图补救，并宜稍示含容，免使他国闻之，长其效尤之计”。12月30日，李鸿章又致函总理衙门，为崇厚订立条约进行开脱。他提到俄国沙皇“相念两国多年和好”，才同意议还伊犁。如果中国将已订之约“再议更改”，则必定不会允许。他还极力淡化中国在边界上的损失，称“所稍吃亏者，仅伊犁南边两山之间一带空地”。同时，李鸿章还对左宗棠大军战斗力表示质疑，甚至称其“军心不固，外强中干”，如果贸然与俄国决裂，“深为可虑”。要求总理衙门“主持大计，勿为浮言所撼惑”。而左宗棠等人则极力反对接受“崇约”，力言其弊。沈葆桢先于10月19日复奏，认为“崇约”万不可行，中国“所得大不偿所失，且名为得者实则毫无所得，而后患正不可知”。
1879年12月4日，左宗棠上奏反对妥协求和，他认为俄人不讲信义，“断难望其守约而持久”。同时，“崇约”更导致伊犁为俄国居，中国仅能在名义上收回伊犁。他对此痛心疾首，“兹一矢未闻加遗，乃遽议捐弃要地，其所欲，譬犹投犬以骨，骨尽而噬仍不止。目前之患既然，异日之忧何极！”左宗棠提出中国应“先折之以议论，委婉而用机；次决之以战阵，坚忍而求胜”，以外交手段为主，先进行谈判。同时，充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。
1880年1月4日，金顺也奏称，崇厚所议条款中“必不可允者七”。他建议朝廷令总理衙门或左宗棠，再次与俄国交涉，同时严整军备，“以防不虞”。不仅如此，朝廷官员也开始纷纷弹劾崇厚，反对签约。1880年1月2日，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首先上奏，认为崇厚“专擅误国”，要求朝廷“重治其罪”。1880年1月16日，时任司经局洗马的张之洞也上奏力陈，反对签约。
他认为条约中“不可许者十”，俄国贪得无厌，“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”。指出文武百官无人不知条约之危害，“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，诚惧一经变约，或召衅端”。但他认为这些都不足为惧，“不改此议，不可为国”。提出改约要“计决”“气盛”“理长”“谋定”，要求朝廷整修武备，处死崇厚，对俄国的挑衅决不能忍让，否则“各国相逼而来，至于忍无可忍、让无可让，又将奈何？”
二、对崇厚的处理
反对“崇约”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。1880年1月2日，朝廷下旨将崇厚“交部严加议处，开缺听候部议”。1月17日，又将崇厚“革职拿问，交刑部治罪”。到了2月，清廷再次下旨任命曾纪泽为钦差大臣，前往俄国重新谈判。在舆论压力之下，清政府将崇厚定为斩监候。当清政府对崇厚议罪后，俄国驻华公使凯阳德即到总理衙门质问，最先开始与中国交涉。
英法等国也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，不断向清政府进行施压、游说，促使清政府对俄妥协。英、法、美、德四国公使甚至同日向中国施压，对中国“因定约不便依议，即将使臣拿问严办”，纷纷表示质疑。4月上旬，总税务司赫德也告知总理衙门与李鸿章，俄国派兵船来华，意在封锁中国海口。此外，威妥玛也奉英国女王之名，请清政府“宽免崇厚之罪”，他大肆营造紧张氛围，渲染俄国将因此与中国失和。在国外势力的游说与压力之下，清政府对如何处理崇厚，再次进行了争论。一部分大臣主张接受英法等国调停，宽免崇厚罪责。
1880年5月19日，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商议，“宽免崇厚罪名以固邦交”。5月23日，他再次致函总理衙门表示，“鸿章非敢避谤，亦非畏用兵，惟念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，目下东西洋谣言日起，势将酿成衅端，既有英君与威使雅谊关照，似不妨因而用之”。他不断向总理衙门表示英法两国能够帮助中国改约，认为接受调停是最稳妥的措施。而两江总督刘坤一也与李鸿章意见相同。
5月31日，刘坤一抵达天津时，就曾与李鸿章商议此事。他认为“此系转圜好机会，不可错过”。到京之后，刘坤一又向总理衙门“力陈李鸿章前说”，表示两人意见相同。并转交了李鸿章的密函，信中内容较前次“言尤激切”。
经过与李鸿章、刘坤一多次商议后，恭亲王奕也于6月15日以总理衙门名义上奏，主张接受英法调停，宽免崇厚。向朝廷解释，“就中国朝政而论，治臣下以应得之罪，诚与外人何干？惟事关交涉，实有不能不权其利害而因时制宜者”。更认为赦免崇厚“即不足以伐俄人之谋，实足以结英法之好”。此外，闲赋在家的郭嵩焘也通过李鸿章向朝廷递折，认为“国家办理洋务，当以了事为义，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”，主张令崇厚“报捐充饷赎罪”，避免激怒俄国。
与此同时，“接受调停，宽免崇厚”的观点，也遭到了激烈反对。1880年6月18日，黄体芳上奏表示，如果听信英法，将崇厚赦免，则“国家之刑章为不足凭”，国家纲纪荡然无存，有辱国体。况且英法等国的调停未必可信，“至于能否改约，亦无把握，徒损国威，并无实”。同日，詹事府少詹事宝廷也上疏反对宽免崇厚。于是，慈禧下旨令朝臣议奏总理衙门、黄体芳、宝廷所上折片，但众人依旧议论不一。
其中，太仆寺少卿钟佩贤主张先由总理衙门告知英法公使，中国同意赦免崇厚，但日后处理，权仍在中国。内阁侍读学士胡聘之、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则建议，“将崇厚暂免死罪，仍行监禁”，等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有成后，“再行酌量办理”。醇亲王奕譞态度较为折衷。一方面，他认为如果由俄国提出赦免崇厚，中国则不能允准。而现在为英法等国“从旁调停”，则当“维系其心，莫使望”，接受英法调停。
一方面，他又借英法之力与俄国谈判，表示质疑。他认为“外洋彼此侵伐，固为常态，而独于中国交涉，彼必合力削，即偶事调停，亦从无强抑彼族、偏护中国之事”，希望朝廷“详审机宜，勿贻后悔，方为妥协”。礼亲王世铎等人也奏称，“此次所议，系中外全局所关”，请求朝廷将崇厚罪名“量予减等”，以此“释外国之嫌”。同时，继续与英法两国公使商议，请求其调停改约。
而张之洞继续上奏反对，他感叹“今者俄人恫喝，英法居间，首以赦免崇厚为请，而南北洋大臣张皇入告，权臣不再计，廷议无深谋，既无能战之人，安有万全之策。睹此时局，不胜愤惋！”翰林院修撰王仁堪等人也上奏反对赦免崇厚，认为“朝廷行赏岂外人所可持其权”，如果使外国干涉中国内政，则“人人得援外交以自固”。
要求朝廷“明示中外，以崇厚罪案万无可翻，严饬枢臣，实筹补救，勿存图便徇私之心；严饬疆臣，修防边圉，预为有备无患之计；严饬曾纪泽，速赴俄邦，反复辩论，更定修约，毋稍怯懦。”
三、结语
清朝已经谈判并签署了数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，不过，那些都是城下之盟。而这次，却是因为外交官员的无能和天真而丧权辱国，慈禧太后拒绝承认该条约，并将完颜崇厚斥为卖国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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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记者 刘成)
清廷的“主战派”强烈要求处死崇厚，为他求情的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。很多人担心，一旦崇厚被杀，俄国将会借机入侵，或者，清廷一旦变得好战，可能会拒斥它此前同西方签下的其他“不平等条约”，引发新的冲突。最终，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贷款炒股贷款时间，下旨“暂免斩监候罪名，仍行监禁，俟曾纪泽到俄国后办理情形如何，再降谕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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